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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了方向，放弃了优势，法治中国建设便寸步难行。第二，建设一支强大的法律服务队伍。
总体而言，这支队伍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获得成就、巩固成果、逐步积累而最终形成体系的过程。当今国际社会中，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可见，依法执政是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依法行政是对各级政府提出的要求。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必然要求执政党的所有执政活动依法进行，否则会产生政治风险和法治风险。其中，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四大重要环节。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面对有关方面提出是不是实行两院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反对，他的考虑是人大就是一院制，搞两院制，两院意见不一致，很难办。
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其四，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证宪法法律正确实施。人大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基础性平台，是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基础性平台。由此可见，人大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安排和重要法律途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我国的人大制度是党领导下的人大制度。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至于一府一委两院之间，虽然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监督关系，但这种制约和监督并不是为了使它们之间相互牵制、势均力敌，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助力国家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所以在制约和监督的同时还强调相互配合和协作。但是，在人大支持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的意义上，例如，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严格依法行使职权给予法律评价上的支持，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在特定时期应对特定事件（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等）需采取的特别措施给予法律依据或者法律程序上的支持，对其他国家机关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给予法律依据或者法治授权上的支持等，这些行为既不是监督的一种方式，也不是监督的目的和作用，也即并不属于人大监督权的范畴，而是属于人大的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范畴，实质是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提供合法性支撑。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或者从治理效率角度考虑，是否需要作出这样的划分，可否将后者纳入人大监督权范畴，通过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形式来加强监督？又如，重大事项议题的征集、提出、确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评估论证、信息公开等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
其三，各级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监督法等法律规定对宪法法律和决定决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同级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从而保障体现党的主张的法律和决定得到正确有效执行。人大监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里既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含义，也有寻求党委支持的含义。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作出涉及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性规定，以及做好适当性审查，即这些文件是否存在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与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现实情况与制定之初相比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行等问题。一是人大制度有助于坚持党的领导。
因此，认识人大监督与支持的关系问题，应区别工作修辞与法律涵义。所以，一方面，地方人大常委会要按照习近平关于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据宪法和人大制度精神，结合本地实际继续深化探索健全本地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
但人大的这种监督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对一府一委两院进行牵制，而是积极意义上的促进型监督。人大制度在促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上的基础性作用体现为： 首先，人大为国家发展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供给基本的法律规范。
3. 党通过人大制度实现治国理政决策主张 党的主张是把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综合协调起来上升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关键字】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做法，应尽快通过人大上升为法律。坚持党的领导，是实行人大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人大制度的优势所在。1954年9月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制宪说明中指出：我们国家的大事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等重要决策部署。
以上举措对于支持人大履职、树立人大威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认真贯彻落实，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所以，我们遵守宪法就包括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主张、切实贯彻党的决策部署。1. 人大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基础性平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比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中居于优越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第三，党要依宪科学协调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党章总纲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4. 科学认识处理人大监督与支持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始终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根本原则
而之所以特地将穆勒的《论自由》迻译为《群己权界论》，同样体现了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以及对中国救亡图存时代课题的深切关怀。在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译著中，他仍然采用自由一词。
当今中国学者郭道晖教授就指出：严复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思想境界，不但为他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而且直攀现代宪制理念的高峰。晚年更是主张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
从中日两国自由概念移植交流史的视角来看，严复不是第一个将Liberty 译为自由的东方学者。其实，早在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等文中，严复就使用了自由一语。譬如，传统中国佛教的禅宗经典中，即有自由自在这样的观念（如《五灯会元》）。这一洞见之深刻，即非同时代一般的启蒙学者所可比肩。
而作为穆勒《论自由》的译者，严复并非不理解这个问题。置身于国家主义喷薄而出的时代，严复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难得的。
在译介穆勒《论自由》时，他曾一度在译稿中拟名为《自繇释义》，待1903年出版时，则又创造性地修改为《群己权界论》。在当时民族生存危机十分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严复的这种国权优位主义的主张，应该说并非完全是一种谬说。
的确，严复在译介自由之际，已时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而自由一词作为一个新的重要词汇进入东亚的移植交流史，在此之前业已完成。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 严复 。
